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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視為人類遏製全球變暖最後一次機會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於本周開幕。有效協議能否達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如何承擔各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完成碳減排的目標？前者如何向後者轉讓資金與技術？中國的責任與義務何在？低碳經濟發展的分叉路口，中國何去何從？
      
      　　1
      
      　　富國與窮國的博弈
      
      　　根據2007年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3次締約方會議通過的《巴厘路線圖》的規定，此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將努力通過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議定書》，以代替2012年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為發達國家規定了2008年到2012年的溫室氣體減排總量目標，而沒有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強製的量化減排要求。確定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2年至2020年，又稱“中期減排目標”的量化減排目標，是此次會議的一大核心議題。皮尤全球氣候變化中心的氣候問題專家迪林格表示，會議的最大看點就是能否彌合各國在減排目標上的分歧，並朝著統一、正確的方向前進。
      
      　　就前期的討論結果看，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應對碳減排。12月3日，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宣布，到2020年，印度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20%?25%。此前，中國政府已於11月26日公布控製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到2020年全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在擔當減排責任時“裹足不前”。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估計，發達國家需要到2020年前，在1990年排放量基礎上減排25%至40%，才能避免給世界帶來災難性影響。發展中國家據此要求發達國家到2020年，應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40%。然而，正如加拿大環保組織戴維？鈴木基金會的馬歇爾所指出，發達國家的減排水平不能讓人滿意。
      
      　　專家指出，美、日等排放大國在減排承諾上要麽玩“文字遊戲”，如美國11月25日宣布減排目標，比2005年減排17%，若換算成以1990年為基準，實際上隻減排4%；要麽開“空頭支票”，如日本雖提出25%的減排目標，卻同時要求所有主要排放國都參與減排，與聯合國確立的原則相悖。即使是對氣候談判最積極的歐盟，也隻承諾20%到30%的減排目標。隻有挪威承諾減排40%。
      
      　　除了減排幅度，在資金和技術方麵，雖然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表示了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意願，但在資金數額是多少，由哪些國家以什麽方式提供等方麵，始終沒有具體承諾。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德布爾表示，為幫助有關國家適應目前已經無法避免的氣候變化影響，今後3年每年至少需要100億美元，長期來看更是需要按千億美元計算的巨額資金。歐盟預測，從2020年起，發展中國家每年至少需要1000億歐元資金用於應對氣候變化，其中一半需要國際社會的援助。
      
      　　這些錢由誰來掏？德布爾明確提出，歐盟、日本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僅有責任應對氣候變化，也更有能力提供資金。然而，今年10月歐盟秋季首腦會議就氣候變化問題形成的文件，絕口不提歐盟早先達成的具體資金數額，特意模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界限，強調所有國家都要作出貢獻。
      
      　　實際上，答案早就寫在了白紙黑字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都指出，發達國家應該提供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原因很簡單：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是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責任人。
      
      　　數據顯示，從18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到1950年，在人類燃燒化石燃料釋放的二氧化碳總量中，發達國家的排放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占總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約22%的發達國家仍消耗著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溫室氣體。多數發達國家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發展中國家多數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一些小島國甚至可能因此遭受“沒頂”之災。
      
      　　在道義的壓力下，發達國家雖然口頭上表示願意出錢幫助發展中國家，但在實際掏錢時卻都扭扭捏捏，一直沒有拿出讓國際社會滿意的資金方案。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77國集團上月底在北京達成共識，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成果應涵蓋長期合作、緩衝、資金和技術轉讓等內容，並應考慮落後國家、島嶼國和非洲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麵的特殊需求。
      
      　　77國集團主席國代表迪平指出，發展中國家沒有得到“應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因此，光講求人道隻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和無謂地製造出更多的排放”。他說：“所有問題的根源在於，手中有錢的國家不願意出錢解決那些實際上是由他們所造成的問題。”而在不少人看來，資金問題已成了會議的最大障礙。丹麥氣候與能源大臣康妮？赫澤高表示，“財政方麵的決定”是發達國家麵臨的最緊迫問題。
      
      　　據英國《衛報》報道，一份機密文件顯示，歐盟希望使用現有的海外援助資金來幫助窮國應對氣候變化，而並不打算新增資金。該報道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求在2020年之前每年得到4000億美元，而發達國家隻同意付出1000億歐元約1646億美元，雙方的立場幾乎不可調和。
      
      　　“技術上的支持也需要發達國家更明確的表態。”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因為發達國家在清潔能源技術上擁有絕對優勢，以何種方式、何種價格轉讓或出售技術，主動權在發達國家手中。”
      
      　　2
      
      　　國際輿論對中國的壓力
      
      　　11月26日，中國政府公布了控製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即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遠遠超出了“巴厘路線圖”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
      
      　　盡管如此，包括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項目主任邁克爾？列維在內的眾多人士還是認為，中國的這番承諾並不足以打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談判僵局。發展中國家減排壓力仍然很大。
      
      　　東方證券分析師鄭愷量化地分析道，一方麵，盡管2005年我國人均碳排放量僅為1.24噸，但由於人口基數很大，導致目前排放總量在16.13億噸左右，僅次於美國的17.96億噸。另一方麵，與發達國家有明顯區別的是，我國的承諾減排不是以絕對量為基礎，而是以單位
      
      　　GDP排放為基礎，這是一個相對量指標，表明隻要我國經濟仍在快速增長過程中，未來的碳排放就將保持快速增長。據其計算，假定我國未來10年仍以7.5%的GDP增速成長，2020年我國的碳排放數量經過減排40%後，將達到28.64億噸，屆時將占到全球排放量的36%，遠超其他國家。“這樣很有可能成為眾矢之的，並導致國際減排壓力上升，如碳關稅等會迫使我們做出更大的減排承諾。”
      
      　　鄭愷表示，“此外，目前大多數國家在碳排放上已經有利益一致化趨向，特別是一些受害的中小不發達國家，如馬爾代夫、圖瓦盧等利益團體，他們將代表其他經濟體向我們施壓。談判態勢對中國、印度等排放大國非常不利。一般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發達國家大幅度減排；而發達國家卻無意為這些國家設立有約束力的減排義務，但會要求發展中排放大國承擔減排義務。一般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其談判目標，也會支持發達國家的這一立場，這恰恰是發達國家分化發展中國家的目標。因此，中國此次談判不會輕鬆。”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早已就氣候問題有過多次博弈。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指出，哥本哈根之前的多次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屢屢在強製性減排指標等問題上向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施壓。部分西方國家罔顧曆史事實，要求中國在減排問題上作出更多承諾。
      
      　　分析人士指出，排放問題本質上就是發展問題，以“碳排放額”為核心的博弈背後是政治和經濟利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指出，氣候談判表麵上是關於溫室氣體排放額度的談判，更深層次則涉及到各國競爭能源創新和經濟發展空間。歐美發達國家氣候談判的實質就是試圖占有未來新型能源技術和市場，壟斷環境容量劃分，最終實現對低碳經濟的控製，這就是從巴厘島會議到哥本哈根會議不可能一帆風順的根源。
      
      　　中國社科院城市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也表示，中國麵臨的經濟和政治壓力都不容忽視，某些發達國家將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和氣候變化掛鉤，有強迫中國承擔超出自己能力的責任的傾向。“由於中國發展勢頭明顯，可以預見，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麵承擔的壓力將越來越大。”潘家華說。
      
      　　“盡管政治家們的博弈不會在短期內達成一致，但全球對於氣候變暖和碳排放的關注，已對中國政府和產業界形成了現實的壓力。比如，中國政府領導人今後在國際場合將會遇到更多關於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安邦谘詢高級研究員賀軍表示，“中國無法回避這類問題，因為在溫室氣體排放上，中國是一個迅猛增長的生力軍。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已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但國外有研究顯示，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
      
      　　今年7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訪華時說：“中國掌握著決定氣候談判成功的鑰匙。”在賀軍看來，此話的弦外之音是：如果中國不積極參與和承諾，氣候談判失敗的責任就在中國。
      
      　　有專家表示，中國在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方麵已作出很大努力。據我國發改委統計，從2006年到2008年，中國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了10.1%，節能約2.9億噸標準煤，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6.7億噸。聯合國專門負責氣候變化談判的一位官員對此表示了肯定：“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舉措已位於世界前列”。
      
      　　在目前聯合國氣候談判的陣營中，中國的地位是“77+1”，“77”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1”就是中國。“現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再能接受中國躲在‘77’的眾多國家和地區之中了。”賀軍表示，“不論願不願意，中國避無可避！”
      
      　　既然國際環境無法回避，如何應對和參與就成為中國麵臨的現實問題。
      
      　　賀軍認為，中國應該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在政治和外交層麵的積極參與及合作姿態，正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9月22日在聯合國的表態。胡錦濤說，中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並繼續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四點：一是爭取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的下降；二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匯，爭取到2020年森林麵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四是積極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
      
      　　“政府層麵的積極參與，可以為中國在全球碳排放問題上的博弈中，爭取到比較主動的地位，同時可以展示中國負責任的姿態。”賀軍表示，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負責任”的一麵，也是消除各國對中國崛起感到擔心的有效做法。
      
      　　3
      
      　　發展低碳經濟的機遇與挑戰
      
      　　承諾容易踐行難，專家表示，“綠色”、“低碳”是未來發展的大趨勢，但基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也要看到挑戰的存在。“中國做出的減排承諾非常不易，但在十字路口前，中國必須抉擇。”鄒驥表示。
      
      　　中國是最易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一。據測算，未來20年到100年，中國氣溫還將持續升高。到2020年，年平均氣溫將可能變暖0.5?0.7攝氏度。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宣布中國減排目標的同時，還確定了“加快建設以低碳為特征的工業、建築和交通體係；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15%左右”的目標。
      
      　　中國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專家薑鑫民表示，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削減碳排總量對中國有一定的挑戰，但從國內動力和國際壓力兩方麵來看，也是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機遇，“中國要實現工業化，能源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是難以逆轉的。發展低碳經濟是經濟轉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向著可持續發展方向邁進的必經之途。”
      
      　　國元證券低碳經濟與新能源研究小組研究員周海鷗同樣表示，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機遇與挑戰並存。一方麵，中國發展低碳經濟有客觀困難：中國處於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能源資源消耗大；中國在國際貿易分工中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大量的能源和溫室氣體排放隨出口產品間接出口；資源稟賦特點決定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在中短期難以改變；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低碳技術轉讓存在障礙等。同時，發展低碳經濟還有體製和機製障礙，如能源價格受政府管製，補貼力度較大；企業節能減排麵臨政策障礙，動力不足；推進節能減排主要靠行政手段，缺乏市場化機製。
      
      　　另一方麵，中國企業目前已經在多個低碳產品和服務領域取得世界領先地位，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關行業最為突出。2009年3月，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布綠色富豪榜，在上榜的全球100位綠色巨人中，中國內地占17席，在這17人中，11人從事太陽能產業。低碳經濟的各細分子領域加速發展，早已不是“一枝獨秀不是春”，而是“百花齊放春滿園”了。
      
      　　周海鷗表示，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新能源上，中國應從生產大國邁向消費大國。其中，以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新能源汽車將為中國汽車產業開辟“非常規的快速發展之路”。
      
      　　賀軍認為，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必須調整。“中國目前碳排放迅速增長的局麵，與中國的能源消費構成有很大關係。中國的能源消費對煤炭的依賴度很高，煤炭占中國能源消耗的70%以上。由於煤的碳含量很高，因此，燃燒煤炭產生的溫室氣體量很大。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和消耗國，倘若中國不在能源戰略上進行調整，改變對煤炭依賴過大的消費特點，將難以減輕碳排放的壓力。”賀軍說，“為此，中國應該在能源消費多元化、煤炭利用多元化等方麵多下功夫，加大對各種新能源的利用，以多種政策來引導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
      
      　　賀軍也指出，新能源汽車應該成為國家重點推動的重要產業，“中國在新能源汽車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要比傳統汽車領域的差距小得多。在中國推動新能源汽車，以中國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於其他國家的路，甚至會顛覆傳統汽車產業的某些模式。”
      
      　　在專家看來，中國新能源技術在起跑線上並沒落後太多，而新能源產業鏈對整個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十分可觀。“中國在新能源利用上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相對較小，市場對新能源的接受度也較高。新能源的發展還能帶動起相關的產業鏈，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容低估，這對於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參與積極性十分重要。在國內，風能、太陽能、核能、生物質能等能源形式的利用，都能帶動起大量的相關產業發展。”賀軍認為，我國政府應結合國情，有效地推動新能源技術的應用，並製訂出相應的國家目標，將其列入社會與經濟發展的“五年規劃”，最好能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周海鷗和賀軍還不約而同地指出，建築節能的潛力也十分巨大，其對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作用不容忽視。
      
      　　“中國的城市化還將有巨大的擴張規模，建築能耗和碳排放的數量極為可觀。奧巴馬在其新經濟政策中，就把建築節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如大規模改造聯邦政府辦公樓，使之更節能；推動全國各地的學校設施升級，通過節能技術建設成21世紀的學校；對全國公共建築進行節能改造，更換原有的采暖係統，代之以節能和環保型新設備等。這些做法對中國來說也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它能帶動節能建築材料、節能技術、節能設備製造等產業鏈條，並且有助於培養民眾節能減排的意識，在低碳經濟教育方麵也有附帶的作用。”賀軍表示。
      
      　　周海鷗表示，作為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能源產業在我國最大的問題是成本太高，需求低迷。因此，新能源企業應該苦練內功，加強管理，創新技術，大力地降低生產成本，謹慎擴大規模。“由於相關技術仍以中低端為主，且融資機製匱乏，我國低碳經濟遠景令人鼓舞，但現實卻依然很殘酷。我們離低碳的未來還有著不小的差距。”他說道。
      
      　　專家指出，中國的科技水平、創新能力和國家綜合競爭力也有望在應對氣候變化、推進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得到質的飛躍。
      
      　　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將加強對節能、提高能效、潔淨煤、可再生能源、先進核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加強國際合作，有效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低碳和氣候友好技術。“國家希望利用發展清潔能源技術帶動整體科技水平的提升。能源技術的革新在整個文明史上發揮的作用都是至關重要的。”薑鑫民說。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史立山認為，有鑒於目前中國的科技研發實力水平，政府需要進一步鼓勵創新，提高科研質量；對於已有的先進技術，應當向著降低成本、多元化應用、以及推動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的方向努力。同時，政府應製定配套的法律法規和標準，完善財政、稅收、價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體係和監督實施機製。增強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加快形成低碳綠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據鄒驥介紹，以節能減排技術為例，目前全球核心關鍵技術有60多種，包括能源的生產、供給、使用等範疇，而這60多種技術中有40多種不掌握在中國企業的手裏，需要國際合作、發達國家的轉讓。
      
      　　史立山表示，技術是關鍵，但還需要有人員、工藝流程、質量控製等軟環境的配合，通過在國際合作中提高能力和鍛煉。這也是國際框架下所要求的。
      
      　　周海鷗表示，中美兩國在低碳領域合作存在共同利益和巨大潛力，“美國在高科技，尤其是清潔能源的新技術方麵具有很強的優勢，中國的優勢在於擁有全球清潔能源最大的市場，並且整體製造成本相對低廉。”
      
      　　“通過政策引導，在城市規劃、城市建設、能源消費結構調整、新能源產業創新、新能源企業發展等多個方麵，引導產業發展和企業發展，這對中國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隻有在新的背景下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培養新的產業增長點，使更多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創新型企業成長壯大，才能使中國在全球低碳經濟的競爭格局，提升自己的層級，立於不敗之地。”賀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