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會介紹--------------------------------

    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國和印度)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其他老牌發達國家的聯合，將使亞太成為未來十年(2015年~2025年)主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地區之一。

　　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洲未來十年的年均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為7300億美元。僅在東南亞，未來十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估計為2.5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用於交通，三分之一用於電力，其餘三分之一用於供水與環境衛生、固體廢物管理、電信與灌溉領域。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巨大需求讓亞洲成為基礎設施投資者的重點關注地區，無論是在短期、長期還是中期均提供了顯著的增長機會。

　　私人投資需求增長挑戰猶在

　　從曆史上看，亞洲(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除外)基礎設施投資幾乎完全由大型中央政府承擔，極少有私營部門參與。這也意味著，若幹亞洲發展中國家司法轄區的私人基礎設施基金未見增長，因此也不存在創設投資體製(即適用的資產、稅務及證券法律)以滿足這些私人基礎設施基金需求的相關需要。但是，我們看到亞洲多數基礎設施市場正在逐步開放，而且公私合作日益被視為提供基礎設施的有效途徑。

　　以上趨勢帶動基礎設施專項基金在近期顯著增長。2013年，亞洲開發銀行觀察到，約有90隻未上市的基礎設施基金投資於亞洲，承諾資金合計為220億美元。隨著海外大型機構客戶對於投資亞洲基礎設施的意願增長，承諾資金的筆數與金額預期將呈指數增長。相應地，亞洲發展中國家司法轄區被迫施行投資體製，並將繼續這麽做。

　　但是，希望從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強大需求中獲利的投資者仍然麵臨著若幹監管、政治及製度挑戰。具體而言，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需要改革以減少創辦企業、獲得批準以及執行合同過程中的延誤;向投資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包括強化私人產權並減少腐敗;確保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以及可預見性。

　　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各級政府正在采取以上行動，可以預期，隨著政府的持續改革，以上行動一定會鼓勵私人投資。因此，基礎設施投資者應該小心監測政治、監管及其他外生風險與機會，才能作出正確的投資決定。但是，上述監管問題並不適用於亞太的發達經濟體，如中國香港、新加坡及澳大利亞。在這些經濟體中，基礎設施投資不過是尋常之事，並且得到了功能完備的先進監管製度的支持，這一製度包括資產、證券及稅收法律。這種情況使得律師在為該地區投資草擬法律文件時必須保持小心謹慎，相關協議有必要考慮長期內可能發生的潛在政治及監管變動。

　　挑戰與機遇各有不同

　　從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及東南亞這亞太四大重點市場的基礎設施投資所麵臨的監管與政治挑戰來看，各個市場的挑戰與機遇各有不同。每個次區域及國家都浸淫於自身的曆史文化氛圍之中，而這種曆史文化氛圍對監管的範圍與性質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中國

　　中國近85%的基礎設施投資由本國承擔。據外國投資者報告，保護及鼓勵國有企業及其他本土公司的產業政策是在中國投資麵臨的一種挑戰。但麵對經濟增長放緩，中國最近也開始引進外資，並宣布改革其監管體係。2013年，中國吸引了1180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2014年，政府將多個已規劃的基礎設施項目向外國投資開放，包括鐵路、天然氣管道、電信及清潔能源項目。

　　2015年初，中國政府宣布對外國投資法律進行重大改革，這些改革措施一旦施行，將取消針對每個項目的外國投資的逐案審批，並允許外國投資進入任何行業，隻要此類投資未列入負麵清單，而且定期向政府報告。這應能增加投資機會，減少審批延誤並且讓外國投資者在一個更加平等的競技場上與中國本土企業競爭。目前中國正在草擬以上改革方案，並可能需要一到兩年時間將其付諸實施。

　　政府還發布了一份定於2015年4月實施的指南，削減了上一版指南中的79個限製外國投資的行業。

　　印度

　　過去十年，印度享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但其基礎設施仍然嚴重不足，特別是在電力及交通行業。印度需要約1萬億美元投資，方能滿足需求。印度對外國投資者充滿吸引力，不僅因為其市場巨大而且在不斷增長，更因為其能說英語的人數眾多以及穩定的民主。

　　但是，印度的商業環境傳統上卻缺乏吸引力。外國投資者麵臨著不可預見的法規、外國投資上限、項目審批漫長的延誤而且難以獲得土地權利。為順利完成政府決策手續，可能會導致延誤以及成本超支。此外，人所共知其法律製度中的糾紛解決極其緩慢，仲裁協議的執行也很困難。腐敗也是一個令投資者憂心的問題。“透明國際”在其“2014年全球清廉指數”中將印度排在175個國家中的第85位。

　　2007年~2012年，私營部門對印度基礎設施的投資達2250億美元。其中有許多項目遭遇了挫折。2013年，由於糟糕的投資業績，曾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專門麵向印度的基礎設施基金的私募股權公司3i轉讓了其在該基金中所持有的權益。

　　印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減少繁文縟節。2013年頒布的改革措施改善了公司的設立、治理及監管，而且新的土地征用法律應能加快征用過程。2015年年初，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稱，政府“正在削減阻礙投資的多種審查許可。我們複雜的稅收體係迫切需要改革，而我們業已啟動此類改革”。

　　對於考察印度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或計劃進行以上投資的許多機構投資者及養老基金負責人而言，莫迪政府有利營商的改革議程是一個值得歡迎的跡象，但其實際效果尚待各項舉措的實施。

　　澳大利亞

　　就鼓勵私人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言，澳大利亞始終處於前列。它通過兩條途徑實現這一點。首先，澳大利亞聯邦及州政府對許多基礎設施實施私有化，其中最重要的舉措是聯邦一級於上世紀90年代對政府壟斷的電信業務進行私有化，並且在州一級對電力、森林及港口資產進行私有化。其次，就成功利用公私合作交付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而言，澳大利亞也是領先者。這些項目包括收費公路、軌道車輛以及社會基礎設施項目。

　　隨著多個州公布了私有化公用事業部門的方案，聯邦政府公布了在中期內投入500億澳元用於基礎設施投資(包括通過公私合作)的計劃，上述基礎設施投資有望在短期及中期內大幅度促進基礎設施行業的增長。

　　但是，從政治角度來看，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投資仍然存在某些不利因素。昆士蘭州(2015年)、新南威爾士州(2015年)以及維多利亞州(2014)最近的選舉中的一個重大議題是對關鍵的國有基礎設施資產的擬議私有化。在昆士蘭州，執政黨所擬議的能源基礎設施投資議題是導致政府更替的關鍵因素。

　　如往常一樣，問題在於大眾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擔憂。這種擔憂始終存在於澳大利亞市場之中，但是人們仍然普遍預期，政府將繼續將私有化作為未來收入的重要來源。原因在於以下兩點：對收入的普遍需要以及澳大利亞基礎設施投資的悠久曆史。至少在短期內，鑒於潛在的政治餘波，政府很有可能會慎重處理任何交易。

　　從政治及監管角度來看，澳大利亞是一個發達的市場，其國際信用等級達AAA，金融市場發展完善、高度複雜且按國際慣例進行監管。澳大利亞在世界銀行的2013年營商便利度排名中列第11位，在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排名中列第9位。

　　盡管澳大利亞的監管體係運轉良好，但在澳大利亞的投資者仍然麵臨兩大挑戰：

　　一是澳大利亞的外國投資體製。在澳大利亞的一般外國投資體製下，聯邦國庫部長(依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建議行事)必須批準滿足特定要求的投資，或者在某些敏感行業將“國家利益”作為審批的決定性標準。這種審批體係可能對外國投資者造成顯著的延誤(特別是對那些有外國政府參與的投資者)，並且不利於其參加與本土投標人競爭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國庫部長對重要資產的決定常常高度政治化，因此存在某些否決是基於政治而非國家利益原因而作出的嫌疑。除了一般的審批體製外，澳大利亞還對外國人擁有某些重要基礎設施資產規定了具體的限製條件與上限，包括對交通以及電信行業的某些基礎設施資產。

　　二是繁文縟節。盡管與許多發達經濟體一樣，澳大利亞的營商環境相對寬鬆，但澳大利亞的企業卻常常會遭遇大量繁文縟節。在部分基礎設施行業尤其如此，如電信、交通及能源基礎設施等。除行業特定監管外，某些基礎設施企業不得不遵守成本高昂(而且往往是重複的或相互衝突的)的州及領地的製度。盡管澳大利亞政府在協調監管製度、減少繁文縟節上已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仍需進一步努力。

　　盡管存在以上挑戰，但由於澳大利亞是一個政局穩定的發達國家，而且擁有私人基礎設施投資的悠久曆史，它仍提供了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機遇。

　　以上投資在澳大利亞國內得到了一個大規模的基金管理行業的支持，而依澳大利亞強製養老金體係得到供款的養老基金進一步刺激了這個基金管理行業的發展。這催生了許多由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管理公司管理的基礎設施批發基金以及合營企業。最近幾年，這些管理公司能運用離岸基金滿足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存在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到2025年的支出有望增長至大約1650億美元，而且公共投資的預計年增長率為7%。近期，由於對外國投資限製的加大，外國投資增長緩慢，與鄰國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相比，該國的外國投資占比偏低。

　　迄今為止，印度尼西亞的投資環境存在諸多挑戰。印度尼西亞分散化的決策、遲滯的土地征用過程以及政府各部之間缺乏協調，可能會導致審批延誤，有時甚至會出現相互抵觸的法規;法律與政策的製定缺乏透明，以至於無法預見且難以應付相關變動;由於國內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普遍偏愛本土企業;法律製度往往缺乏效力、不一致而且不可預見，特別是在保障合同權利及執行合同時;與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一樣，印度尼西亞也為腐敗所累。

　　但是，當地商業環境或即將有所改善。在總統佐科·維多多的領導下，政府正在實施一項改革議程，以減少獲得許可所需的時間並改善投資環境。總統已經將基礎設施投資列為優先發展事項，並且專注於精簡官僚體係以促進新的發展。以上措施預計將針對所有行業，但尤以製造業為重點。

　　越南

　　越南是亞洲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電力及交通行業的投資尤具潛力。基礎設施支出到2025年有望達560億美元，年增長率約為9%。但越南仍需進行監管及政策改革以增強本國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投資障礙包括政府決策過程不明晰、難以確定公私合作的相應收入流以及金融機構不願意向該國的國有壟斷企業及其潛在的供應商貸款等。此外，有輿論擔心越南缺乏讓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並且越南已經表現出了對本地企業的偏愛;對腐敗的擔憂以及法律製度乏力。但是，最近幾年該國已吸引了本地區相當多的外國投資，每年在100億~120億美元。

　　菲律賓

　　未來十年，菲律賓的基礎設施支出有望以每年約10%的速度增長，到2025年將達每年250億美元。最近幾年，其基礎設施需求源於與該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保持同步的要求，預期將實現增長的具體領域包括製造、交通與通信行業。但是，由於較高的商業風險與腐敗，菲律賓市場缺乏吸引力，而且從曆史上看腐敗一直阻礙著投資者的參與。由於現任總統積極實施反腐議程，該情況正在改善。此外，政府還在接洽私人融資方案如公私合作。

　　馬來西亞

　　2025年前，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支出預計將以每年約9%的速度增長，其中公用事業部門的增長最為顯著。馬來西亞迫切需要改善其電力基礎設施。

　　與亞洲其他許多發展經濟體不同，馬來西亞的總體監管環境較為有利。世界銀行的《2015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將馬來西亞排在189個經濟體中的第6位，而且它在保護投資者上的得分很高。對於外國投資，它也相對開放。經合組織衡量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法律限製的“監管限製指數”將馬來西亞排在印度尼西亞、印度、新西蘭及中國之前。

　　但是，其法治仍然不夠充分，而且美國國務院強調指出，當地法律製度“效率低、官僚主義嚴重，而且部分觀察家認為其受政治影響”。最近，政府已采取措施打擊腐敗，包括建立一個反腐委員會。

　　泰國

　　到2025年，泰國的基礎設施支出預期將達每年585億美元。政府還在2014年8月宣布，將在未來8年間向基礎設施投入750億美元，其中部分用於投資達320億美元的高鐵。泰國歡迎外國投資，而且總體而言擁有清晰的審批程序。此外，其法律、監管及會計製度也相當透明。但是，法規的執行可能會不一致而且不可預見，公務員中的腐敗現象也很普遍。另外，該國近期的政局也不穩定。

　　新加坡

　　由於出色的政府規劃、有利的商業框架以及低風險，就基礎設施投資而言，新加坡是一個充滿吸引力的市場。新加坡在世界銀行的《2014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排名第一，而在2013年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中排名第五。

　　新加坡政府計劃擴建本國的公共客運係統，興建新的機場航站樓並搬遷主要港口。但是，由於業已擁有優質基礎設施以及政府的資金實力雄厚，與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相比，其投資機會相對有限。

　　話雖如此，由於優惠的稅收待遇以及完善的法律製度，作為外國投資進入亞洲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印度及東南亞國家)的通道，新加坡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甚至不少與新加坡毫無聯係的投資者會通過在新加坡設立的載體安排其投資進入亞洲。